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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高家堡事件教訓，加強黨的政策和紀律教育。1948年1月，時任西北野戰軍副政治委員兼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的習仲勛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反映了我軍攻克陜北榆林高家堡時，對商人亂沒收等破壞紀律的問題。毛澤東在報告上批語：“高家堡破壞紀律的行為，應追究責任，并向全軍施行政策教育與紀律教育”。以此為契機，全黨開展了大抓紀律的工作。

建立請示報告制度，強調“加強紀律性”。由于各根據地、各部隊長期遠離中央，一度存在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的現象，導致各種違紀問題時有發生。為此，中共中央先后出臺一系列文件，包括《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黨內指示，《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補充指示》等，從而形成了正規的請示報告制度，保證了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特別是1948年9月8日至13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立了規矩，著重強調了加強紀律性問題。會后向全黨全軍發布了著名的四句話口號：“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全黨全軍遵守紀律的自覺性極大提高，這為最后的戰略決戰、奪取全國勝利提供了重要保證。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黨在全國執政地位的確立，一些違紀腐化問題開始滋生蔓延，黨內違反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的行為有所抬頭，黨的紀律建設處于更加復雜的內外環境，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以共和國第一反腐大案為開端，拉開了執政黨紀律教育的大幕。1951年11月，查處了劉青山在擔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張子善在擔任天津行署專員期間的嚴重腐敗問題。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在當時的省會保定召開公審大會，以貪污罪判處劉青山、張子善死刑，產生了極大的震懾作用。

以高饒事件為突破口，嚴肅黨的政治紀律，維護全黨的團結統一。1953年，時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的高崗與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饒漱石，搞非組織活動，破壞了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1954年2月，黨的七屆四中全會通過《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1955年3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通過決議，撤銷高崗、饒漱石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出黨。會議還決定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與新中國成立初期建立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相比，其地位更高、權限更大，更有利于加強對全體黨員特別是對黨的高級干部的監督。對高饒事件的處理給全黨敲響了警鐘，使全黨進一步認識到黨的團結是黨的生命，黨的政治紀律是不可觸犯的高壓線，任何時候都必須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黨針對“文化大革命”及其結束后不正之風逐步蔓延的狀況，部署嚴厲打擊各種違紀違法行為，進行全面整黨，純潔黨的組織，整肅黨的紀律，恢復黨的優良傳統作風。同時針對此前黨規黨紀遭到嚴重破壞的狀況，著力建立健全黨內法規。十二大黨章明確規定：“共產黨員必須自覺接受黨的紀律的約束”“堅決維護黨的紀律，是黨的每個組織的重要責任。”這部黨章還對紀律處分的原則、種類、程序，對黨的紀律檢查機關的領導體制、地位作用、職責任務、工作權限等作出明確規定，從而以黨的根本大法的形式，為新時期加強黨的紀律建設提供了根本遵循。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以簡潔、準確、規范的文字作出12條規定，對于堅持民主集中制、加強黨的政治紀律、正確處理黨內各種關系，發揮了長久深遠的重要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的十九大把紀律建設納入新時代黨的建設總體布局，突顯了紀律建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紀律教育的力度持續加大，紀律教育的水平不斷提高，紀律教育的效果更加顯著。新時代的紀律教育有兩大特點。

一是把紀律教育滲透融匯于各種主題教育之中。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先后部署開展6次黨內集中教育，包括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黨史學習教育、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每一次主題教育都包含了紀律的內容，使得學紀、知紀、明紀、守紀成為廣大黨員的自覺行動。

二是以黨內紀律法規作為紀律教育的重點。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的不斷完善，有關紀律方面的黨內法規更加健全。《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作為基礎性主干性黨內法規，在黨的紀律建設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以1997年的試行條例、2003年的正式條例為基礎，于2015年、2018年、2023年連續3次修訂條例。新修訂的條例對黨的十八大以來紀律建設的理論創新、實踐經驗、制度規矩進行總結、融合和升華，是新時代黨的紀律建設的“集大成之規”。此外，以黨章為總源頭和總依據，以《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為基本遵循，新立或修訂了一系列相關黨內法規。這不僅對于加強黨的紀律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對于健全全面從嚴治黨體系產生了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