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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街道黨群服務中心能做什么？可以為居民提供政務服務、法律咨詢、文體活動、民生便利，是“城市驛站”，也是“小區客廳”。而在上海市長寧區虹橋街道社區黨群服務中心，居民還可以參與國家立法。

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設立的首批4個基層立法聯系點之一，這里匯集過事關未成年人、老年人權益保護的法律意見，提交過關于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的修改意見。2015年以來，這個基層立法聯系點的觸角已經延伸到居民區、樓宇園區、社區組織和專業機構，將群眾所關心的問題、所思考的建議傳達至立法機關，很多鮮活的聲音最終被納入法律法規。

這個基層立法聯系點是人民群眾直接參與國家立法的制度平臺之一，也是我國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的生動注腳。如今，全國各地已有超過5500個基層立法聯系點，形成了國家級、省級、市級聯系點三級聯動的工作格局，映射出我國社會治理理念的變革。

當今中國社會同時承受著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信息化等多重挑戰，社會治理的艱巨性與復雜性不斷凸顯。在中國社會的歷史轉型大潮中，治理沒有現成經驗可循。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明確提出了“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

此后，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了“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的決策論斷。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變革，總能迸發出前進的力量。社會治理理念的創新不斷轉化為社會治理實踐的勢能，在全國開枝散葉、碩果累累。

堅持黨的領導，基層底座更加堅實

遼寧省沈陽市皇姑區牡丹社區是始建于1983年的老舊小區，道路不平、路燈不亮曾是居民習以為常的無奈之事。因為基礎設施的不完善，80歲的老人張云秀一度搬離了這個住了大半輩子的家。

像這樣的老舊小區，在沈陽并不少見。如何做好老舊小區的民生保障工作，是當地基層治理的重要課題。

一個社區動輒上千戶居民，但往往只有10多名社區干部，精細化服務難免力不從心。牡丹社區想到的辦法是把黨支部建在小區，黨小組建在樓院，讓黨員帶動群眾積極參與社區治理。近年來，沈陽加強黨建引領，在基層社區構建起“社區黨組織—小區（網格）黨支部—樓院黨小組—黨員中心戶”組織體系。

與百姓日常生活聯系最密切的小事，不再僅僅等待各職能部門解決，在社區黨組織的帶領下，“末梢治理”大文章成為鄰里互助、社會參與的協奏曲。牡丹社區變了模樣，張云秀老人又回來了。

群雁高飛靠頭雁。

202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對“完善黨全面領導基層治理制度”作出專門部署。近年來，各地各部門始終把加強基層黨的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為貫穿社會治理的一條紅線。

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有責沒有權不行。各地普遍把街道管理體制改革作為“先手棋”，推動管理服務下移、權限下放、資源下沉，變“治理末梢”為“治理靶心”，力求落實人財物向基層傾斜。

作為首都北京的商業金名片，王府井往來觀光旅游人群龐大，胡同周邊人流、車流密集，曾經交通秩序混亂問題突出。

王府井所在的東城區從頂層設計開始，形成了街道內設機構職責清單，在確權基礎上，賦予街道對重大事項的意見建議權、對綜合性事項的統籌調度權，同時將街道對政府部門的績效考核權重提高到30％，實現了“條條圍著塊塊轉”。

“一根針”撬動了“千條線”。“街鄉吹哨、部門報到”，王府井的交通問題有了解法。東華門街道“一聲哨響”，區交通委、交通支隊、街道綜合執法隊等眾多職能部門集合，對交通秩序進行綜合整治，胡同道路豁然開朗。

類似的機制建設在全國各地展開，不少地方探索編制基層公權力清單、明確公權力運行規范、促進上級政府部門與基層自治組織之間合理銜接，讓權限下移在有序、規范的軌道上運行。

十多年來勵精圖治，中國之治氣象萬千，基層底座更加堅實。

注重社會參與，治理實踐不斷創新

有一項發端于基層的治理經驗，經過六十余載風雨，仍歷久彌新。

萌生于浙江省紹興市諸暨楓溪江畔的“楓橋經驗”與時俱進，充分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依靠群眾解決群眾自己的事情，創造性地把矛盾風險最大限度化解在基層。新時代“楓橋經驗”已經成為基層社會治理的一面旗幟、“中國之治”的一張名片。

在諸暨市暨陽街道桂花園小區，曾經因為加裝電梯事宜，居民們產生了分歧，幾經波折無法達成一致。社區黨委兼職委員、業委會主任周立初與網格員、業委會成員商量后牽頭召開了懇談會。不久，電梯安裝新方案出爐，通過改變設計，拓寬了小區道路，減少了綠化破壞，業主申訴的權益一一得到落實。

近年來，諸暨市實體化運行“網格微陣地”，除了在職黨員、熱心居民、執法人員，快遞小哥和外賣騎手也被吸收“入網”，推動網格內居民實現共建共治共享。通過搭建“民意直通車”“涼亭懇談會”等協商平臺，諸暨把位于網格里的“微陣地”，拓展成居民議事的“主陣地”，逐步構建起“民事民問、民事民管”的新格局。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僅靠政府單一主體的力量已難以滿足愈益龐雜的治理需求。在黨和政府的推動下，社會治理主體日益多元化。各地各部門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群眾工作隊伍、志愿服務隊伍、社會工作隊伍、應急管理隊伍不斷壯大，民眾在參與中達成共識、共擔服務、共創價值，社會治理模式大步邁向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

江蘇省淮安市打造“紅石榴家園”服務平臺等17個群團共治陣地，設立新媒體民意“綠色通道”，征集社會治理“金點子”，以群團組織的橋梁紐帶推進共建共治。

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組織律師、調解員、熱心群眾、物業公司員工等11類力量共同成為平安合伙人，承擔矛盾調解、安全監測和法治宣傳等任務，成為筑牢社會和諧穩定的一道防線。

陜西省西安市在以社區為平臺、以社會組織為載體、以專業社工為支撐、以社區志愿者為補充的“四社聯動”工作基礎上，又增加‘一社’——社區基金，形成“五社聯動”工作模式。

…………

以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為坐標，以人民群眾最直接的參與為導向，從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基層實踐不斷創新。

彰顯法治思維，循法而行蔚然成風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具有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重要作用。社會治理法治化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提高社會治理水平的有效路徑。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莫紀宏認為，推動法治社會建設，必須在基層社區和社會公眾中形成尊重法律、依法辦事以及遇事找法的行為習慣，“遇事去哪兒找法？只能是在身邊尋找。對于普通老百姓來說，身邊必須有一些‘法律明白人’，才能遇事找到法，解決問題靠法”。

有些鄰里糾紛打官司也難解，有的矛盾調處看似合理合情卻不合法，有的居民“信訪不信法”……針對這些社會治理中的現實難題，安徽省銅陵市建立由律師、法官、檢察官、民警組成的“法治超市”，讓法律服務深入社區、樓棟；內蒙古阿爾山市將法院解紛職能延伸至社區、村屯網格，強化“無訟社區（村屯）”建設；江西省撫州市建立健全村（居）法律顧問與“法律明白人”對接聯動機制，由專職律師傳幫帶，不斷充實“法律明白人”的知識儲備和實踐經驗……

如今，實施鄉村（社區）“法律明白人”培養工程已被納入全國“八五”普法規劃。截至2023年9月底，全國已培育“法律明白人”394萬余名，基本實現“法律明白人”在每個行政村的全覆蓋。

法治建設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2021年2月19日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強調，要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推動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導和疏導端用力，加強矛盾糾紛源頭預防、前端化解、關口把控，完善預防性法律制度，從源頭上減少訴訟增量。

任文秀原是江西省樟樹市某養殖場的員工，2022年因在工作時被喂食設備壓斷了腳掌，她被鑒定為九級傷殘。任文秀與養殖場負責人多次就賠償問題進行協商，但賠償金額相差太大，一直沒有談成。

2022年年底，樟樹市成立矛盾糾紛多元化解中心。抱著試試看的態度，任文秀來到該中心請求幫助解決問題。在矛盾糾紛多元化解中心牽頭下，衛健、公安、司法等部門開展聯合調處，按照法律法規厘清賠償金額，最終雙方認可調處方案，壓在任文秀心頭兩年的“大石頭”終于放下了。

該中心按照“流程再造、制度重塑、組織重構”的改革創新理念，重組“信訪＋法院”的“一窗受理”工作團隊，法院、檢察院、公安、司法等多個部門聯動工作，為群眾提供“菜單式”服務，實現矛盾化解向專業化、多元化、法治化轉變。

這是一場全社會共同參與的訴源治理實踐。

十多年來，非訴解紛主體如雨后春筍，各地區各部門都形成了既符合本地實際又各具特色的解紛模式，以低成本、弱對抗、源頭化解并且有利于修復關系的方式，最大限度使糾紛止于未發、止于萌芽。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氛圍正在全社會形成。

強化科技支撐，實現智能高效精準

近年來，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居民深切感受到二維碼帶來的便利。家住康巴什區康新街道的葉女士曾在小區里不小心將車開到臺階下面，造成不小損失，她通過二維碼“隨手拍”功能上報了這件事，不到兩天時間，小區所有臺階旁邊都安裝了護欄。

2021年，鄂爾多斯市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前沿技術為支撐，整合匯聚城市數據資源，推出了“多多評·碼上生活”智能綜合服務平臺，涵蓋基層治理、城市管理、民生服務、商貿服務等功能。同時，還創新了“積分激勵、社區下單、部門搶單”的市民積分治理模式，激發群眾參與社區治理的積極性。

科技創新始終是社會發展和治理變革的重要推動力。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管理研究院院長李韜表示：“數字技術的創新發展和應用，在重塑社會治理流程、提升治理效率、開辟公共服務新渠道、滿足個性化便利化服務需求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十多年來，我國互聯網加速發展，網民規模擴大至10．92億，5G基站已覆蓋所有地級市城區、縣城城區，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數字技術日新月異。數字化、智能化發展不斷賦能社會治理，加快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

——構建起協同高效的數字政府服務體系，提升公共服務效能，促進政務服務更加標準化、規范化、便利化。

重慶市搭建起一體化智能化公共數據平臺、三級數字化城市運行和治理中心，實現各類數據貫通共享。2023年4月以來，重慶推出“企業開辦一件事”“出生一件事”等集成服務80件，覆蓋90％以上高頻事項，日均辦理群眾訴求2000余件。

——立體化、信息化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加快完善，進一步增強社會治安防控整體性、協同性、精準性。

廣東省廣州市黃埔區人民法院研發了“埔法善治e平臺”，整合優化全區司法解紛服務資源，通過在線調解，實現矛盾糾紛化解掌上辦、隨時辦。上線4個月成功化解訴前案件1．5萬余件。

——創新智慧化基層社會治理，進一步完善網格化管理、精細化服務、信息化支撐的基層治理平臺。

浙江省杭州市濱江區以“民呼我為·濱安碼”為切入口，實現群眾上報事件1分鐘受理、5分鐘出動，緊急事項24小時內辦結、非緊急事項3個工作日內辦結。

從高處著眼、細處著筆、實處著色，我國正描繪著社會治理的數字全景圖，以數字賦能切實增強基層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加強隊伍建設，專業水平不斷提高

“這樣的培訓接地氣、有干貨，很對我們的胃口，收獲非常大！”一場歷時5個月、開到家門口的培訓，讓吉林省榆樹市正陽街道城南社區黨總支書記崔曉紅受益匪淺。

2023年，榆樹市開展正陽街道全面提升社區干部職工政治素質和履職能力專項培訓行動，來自吉林大學、吉林長春社區干部學院、長春市社工協會等的專家學者深入正陽街道各個社區調研，根據社區面臨的問題和具體需求來設計課程，開展有針對性的培訓。

作為基層干部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社區治理和服務的骨干力量，社區工作者的能力和素質直接影響到社區治理和服務水平的高低。

十多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出臺了一系列加強基層治理的政策文件，對加強社區工作者隊伍建設提出明確要求。

201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提出建設一支素質優良的專業化社區工作者隊伍；202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提出加強基層治理隊伍建設；2024年，第一個專門關于加強社區工作者隊伍建設的中央文件——《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社區工作者隊伍建設的意見》印發，對隊伍建設有了更明確的時間表和更細化的要求。

各地紛紛創新方式方法，完善工作舉措，大力推動專業化社區工作者隊伍建設。

天津市和平區聚焦社區工作者職業認同、發展規劃、能力提升、工作保障四大需求，探索實施了社工“磐石”成長計劃；浙江省寧波市大力實施社區工作領軍人才培養計劃，每個社區普遍配備至少1名40歲以下“一肩挑”后備人才；河南省鄭州市積極開展社區工作者職業能力競賽，以賽促學、以賽促訓、以賽促評，全面提升社區工作者服務能力和履職本領……

前不久，2024年度全國社會工作者職業資格考試舉行，考試報名人數達188．9萬人，較2023年增長26％，再創歷史新高。不斷升溫的報考熱，也折射出社會工作者專業化職業化的發展趨勢。目前，我國初、中、高級相銜接的社會工作者職業資格體系已經建立，全國共有116．1萬人取得社會工作者職業資格證書。